谈前苏联剧作家万比洛夫

以下文章来源于石挥话剧站 ，作者姜涛

姜涛，戏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戏导演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剧协导委会常务主任，《戏剧》编委，亚洲戏剧教育中心成员，新版百科全书戏剧卷导演分支主编，曾赴俄罗斯访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曾导演话剧《大马戏团》、《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从清晨到午夜》、《打野鸭》等，音乐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歌剧《号角》，中央台春晚小品《爱父如子》《讲故事》，中央台电视情境剧《开心胡同》等。

并发表《论中国莎剧舞台上的导演艺术》等学术论文，曾参与《导演学基础教程》的撰写，出版了专著《论“佐临的风格”与梦想》、《中国演剧学习实践斯氏体系讲略》。

主创作品曾获金童奖一二三等奖、五个一工程奖，个人曾获金狮导演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教师。

有些年轻的学生们近来做剧本分析与构思，我觉得同学们下的功夫还不够。对所要排演作品的创作者及其作品读得不够。我发一篇过去的旧功课，和同学们作个交流，但并不是说“导演的剧本分析”中的“作家分析”就一定要这样写，这可并不是范文啊,而且也没有写完，请朋友们批评指正。（文中参照并引用了《万比洛夫剧作集》前言，童道明先生的还有社科院外文所苏玲老师等人的文章。）

亚历山大·瓦连季诺维奇·万比洛夫（1937—1972）

万比洛夫于１９３７年了出生于伊尔库茨克，１９６０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文史系，当过记者，作过编辑，早期创作过小说、特写、幽默小品，出过短篇小说集，１９６２年开始剧本创作。万比洛夫于１９７２年在贝加尔湖划船时不幸溺水逝世。《去年夏天在秋里木斯克》是剧作家万比洛夫的最后一个剧本。
在前苏联，人道主义这面旗帜的命运不象在中国，它始终没有被文学界真正抛弃。列宁的时代高尔基即连篇发表捍卫人权与人性尊重的文章，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后来，尽管理论界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上了许多限定词，但是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后，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仍是艺术家们可以表现的思想内涵，也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不象在我们中国，“人道主义”这样美好的、在中国有着文化传统的美好的思想，被拱手送给了并不太美好的资本主义。
苏联艺术理论界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上的限定词，使他们将这一美丽的思想抢夺了下来，留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成为了指导他们艺术家创作的思想指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面旗帜，所有那些违背艺术规律理论指导思想，总能最终被清算。从苏联“解冻”以来，无冲突论最终遭到了否定。以题材来划分作品社会效果的作法最终遭到否定。在新思维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以社会需要代替审美价值的对于人物的评判标准最终被否定。艺术家不应浅薄地、庸俗地以社会学观点的需要来进行创作，从而掉进“庸俗社会学”的泥坑。前苏联文艺理论界通过总结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批评以及批评标准都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战。因此，万比洛夫的作品在经历了官方以及戏剧界的冷遇与不解以后，终于在八十年代里成为苏联剧院最经常上演的剧目。
剧作家万比洛夫在他一系列创作中、以他独特的洞察力揭示了苏联社会七十年中人的内心世界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以这一个剧本为他剧作家的一生划上了最后一个惊叹号，也留下了等待着舞台艺术家们以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人生体验去回答 、而且也只有以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作品的理解才能够回答的万比洛夫之迷。

姜涛老师与恩师鲍黔明先生一起研究万比洛夫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的舞美方案

关于“万比洛夫之迷”，俄国戏剧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演出没有挖掘出剧作内涵，演出也总是不尽如人意；有的认为是为什么一段时间里万比洛夫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是不被官方接受、也不为戏剧界所接受；也有的认为是万比洛夫本人（如果能有更长的生命）有可能达到的更高的文学成就将会是怎么样的；也有的认为就是万比洛夫笔下主人公的性格矛盾之迷。对于我们来说，“万比洛夫之迷”首先是他笔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具体地说：是人物的行动，是人物产生行动的内外部原因，是人物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人物的生存境遇、矛盾斗争以及命运结局所渗透出的思想内涵。因为万比洛夫的人物不那么简单，有一定的复杂性，不能一眼看透或是一语道破，因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
有一种观点以为，万比洛夫的人物并不是二十世纪的理想人物，他们身上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缺陷，而万比洛夫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他笔下人物身上仍然具有某种改正缺点、良心发现的道德力量，因此，认为万比洛夫对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仍抱有一定的信心。而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万比洛夫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出“理想人物”，而在于万比洛夫有没有描绘出他所处的时代的人物的精神世界的真实性、独特性与矛盾性中所蕴藏的丰富性，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人的整体精神状态以及这种揭示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引起今天的人——不论是俄罗斯人、德国人、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情感共鸣，以及对于自身生存状态与生活的意义的思考。
事实上剧作家并不能脱离生活“创作”出一些理想人物，而将生活中的人教育成由剧作家来提供楷模的那些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物”就更不是剧作家的任务。但是，剧作家所能做到的也许更多，也许正是由于剧中人物的真实性，才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使观众受到一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从而激发起观剧者内心所具有的善良美好的情感；或是由于在共鸣的基础上产生展开对生活的思索，从而产生某种改变自身、改变生活的热情与愿望。困此，剧作家对于生活与社会的信心，并不能从剧作家有没有给我们提供道德完善的当代人物这一视角来进行评判。判断一个作家的社会观与艺术观先进与否，首先要关注这个剧作家有没有描绘出真实而广阔的社会图景，具体地说，有没有准确地写出生活中有着自身性格情感逻辑的活生生的人。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的笃信基督的地主。”
对于托尔斯泰在创作中表现出的伟大成就，列宁还说：“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众所周知，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反动性。但为什么正是这位被列宁认为具有反对暴力革命的反动思想的大文豪，能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呢？是什么东西使他获得了这样的成就呢？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提法一直被我们用来作为对现实主义的经典解释。同是这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有另一段话：“你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他变成新故事。”
恩格斯在这段话里指出：现实主义方法，就是“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运用这种方法，是“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他变成新故事”的。恩格所指出的，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髓——客观化。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恩格斯的话回答了为什么托尔斯泰思想上的反动性不影响他获得巨大创作成的问题。托尔斯泰最终正是靠着现实主义的客观化创作原则与方法，超越了自己社会思想的局限性，成为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化的创作手法的胜利。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正因为“客观化”是现实主义的精髓，到了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论述现实主义的时候，就更加直截了当地说：“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关于文学作品应该客观地、如实地描写生活契可夫也有着同样的观点与深刻的见解。
契可夫在为自己的小说《泥潭》作辩护时说：“……也有些人越熟悉生活中的肮脏，反而变得越沌洁。……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对化学家来说，世界上就没有一样东西不干净。文学家应该跟化学家一样的客观；他应当丢开日常生活中的的主观态度，知道粪堆在风境里占着很可敬的地位，知道恶的感情如同善的感情一样也是生活里本来就有的。”
剧作家万比洛夫的创作天才，首先体现在他没有按照社会学的标准与需要来创作（实际上是粉饰）自己的人物。他的人物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按照社会的需要被捏造出来作为现实社会人们的榜样的“人”。万比洛夫在创作中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准确地揭示了人物的客观逻辑。《六月的离别》中的主要人物大学生柯列索夫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系里的老师们甚至一致推荐他继续升学读研究生。然而他并不是让一个苏联官方宣传机构满意的“接班人”形象。他由于喜欢别出心裁，到剧院里去邀请最漂亮的女演员来参加同学的婚礼，与剧院里前来阻止的人发生了冲突而被判强制劳动十五天。他与校长的女儿塔尼亚的相识与相恋也没有一般爱情场面的浪温与温馨。校长迫于剧院的压力下想要开除柯列索夫，却发现他和自己的女儿互有好感，校长不喜欢柯列索夫，于是提出只要柯列索夫放弃对于自己女儿塔尼亚的追求，就可以换取不被开除、领到毕业证的处理结果。柯列索夫答应不再与校长女儿来往，领到了毕业证。当一切真相大白以后，柯列索夫还想与塔尼亚重归于好，却遭到塔尼亚的拒绝。在万比洛夫的这部戏里，没有按照社会学标准粉饰过的人物。柯列索夫不是“接班人”，校长也不是那种戴着劳动英雄奖章的园丁形象。为了避免柯列索夫成他家的女婿，他不断地拿手中的权力作交易。在恶人心中一切都被理解成恶，校长甚至认为他自己提出的交易条件都是柯列索夫早已预谋好的，他只是在答应柯列索夫的要求，而实际所有的条件都有是他自己开出的。由于校长不断向柯列索夫开出条件，柯列索夫从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只有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才能接受的殊荣——留校作研究生。但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把柯列索夫命运结局的改变简单地写成正义得到了胜利。当柯列索夫将这一切的幕后真像告诉塔尼亚时，请求塔尼亚原谅并接受他，而塔尼亚对柯列索夫居然将她自己的爱情用作交易的不能接受，她对柯列索夫的拒绝也是对他的人格与道德缺陷的否定。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演出万比洛夫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 姜涛老师导演

《长子》中的布西金就更是一个有着品德缺陷的人物。他完全靠着谎言进入了服过役的老人萨拉法诺夫的家。老人萨拉法诺夫年青时在军队服过役，退伍后进了当地的乐团，后又被挤出乐团，靠在葬礼上演奏为生，但是他极力向孩子们隐瞒了这一事实。布西金在了解了老人萨拉法诺夫服役期间的经历后，在朋友西尔瓦的帮腔下，谎称自己是萨拉法诺夫服役期间与之要好过的姑娘的孩子，是萨拉法诺夫的私生子。这时候老人萨拉法诺夫的女儿要跟自己的未婚夫去外地，儿子因为爱情的波折要离家出走，眼看家里就只剩下老人自己时，私生的“长子”找上门来。老人接受了他。“长子”布西金甚至比女儿和小儿子还要懂得体贴老人，他希望妹妹能够留在老人的身边，希望弟弟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爱情难题而不至于离家出走。他在妹妹的未婚夫、死板僵硬的库吉莫夫毫不知趣地道出老人其实是葬礼上的演奏员这一事实时，布西金以他的风趣和智慧为窘迫中的老人解了围。这一举动也加深了他和“妹妹”相互间的好感。当布西金看到“妹妹”将要和这样一个毫无生活情趣、死板教条的人生活一辈子时，惋惜终于变成了表白，他坦白了自己并不是“长子”这一事实。而萨拉法诺夫并没有责备布西金，他看出了布西金和女儿关系的微妙变化，邀请布西金住到家里来。
《打野鸭》中的齐洛夫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否定、被批判的形象，而是一个引起了苏联戏剧界广泛争论的人物。他有妻子，还有情妇，同时还引诱、欺骗了另一个少女依林娜。他欺骗女性的话随口就来。当他的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他，要离开时，他隔着门对妻子说了一长段恳求她留下来的话，可是当他说到一半时妻子走了，他新认识的女孩伊林娜来了，另一半话是他新认识的女孩伊林娜听见的，伊林娜以为这是对她的爱情表白，非常感动，推门拥向齐洛夫，齐洛夫这才知道妻子真的走了，可是齐洛夫于是这种妻子刚刚离他而去的情况下，也能忍住感情的流露，顺水推舟地说自己刚才的话就是对伊林娜说的，是对伊林娜的爱情表白。工作对于齐洛夫和他的那帮朋友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他们可以抛硬币来决定发哪一篇稿子，工作可以总是拖着干不完，但是足球赛、喝酒、追女孩子却永远是少不了的。
万比洛夫的齐洛夫形象，是对于七十年代苏联青年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的真实写照与典型概括。万比洛夫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不按照作家所希望的样子写，因此他的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出是对苏联整个七十年代人们精神世界的总的概括。这一切都是由于万比洛夫对于先进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客观化创作原则与方法的掌握，他的作品是对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的真实写照，万比洛夫是时代的儿子。
万比洛夫也是俄罗斯优秀传统文学的继承者，从万比洛夫剧中人物的身上可以看见俄罗斯文学中传统形象的影子。旅馆经理卡洛申因为不小心得罪了职业为“密特朗巴什”的客人，害怕这个人是莫斯科来的长官，于是四处打听这个人的来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几乎精神崩溃。他的妻子，由于误会他是因为与另一位女客人约会，为了摆脱窘境才大吵大闹，于是她向丈夫示威，也找来了与自己关系暧昧的男人，向丈夫公开了自己与这个男人的秘密。于是卡洛申原谅了妻子，向她告别，让她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开始新的生活……总之一切全都乱了套，可是那个造成事件起因的“密特朗巴什”却不是什么长官，而只是一个“排字工”。这引起了卡洛申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弱点。当然他的反思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他以为去莫斯科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这样一个人物到了莫斯科。作者在这里充满了暗示，莫斯科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在苏联。万比洛夫在剧本的菲页上写上了果戈理的话：不管谁怎么说，象这样的事，世上有时候是有的——少，但是有。万比洛夫明确地表白，他不仅在剧作的结构上学习果戈理，而且在人物形象的性格核心的揭示上，也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卡洛申的怕长官与《钦差大臣》中的小城市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的怕大人物一脉相承，但是又有发展，卡洛申的怕长官怕到一旦他自己真的成了长官，他也会害怕他自己。万比洛夫对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不仅在于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还以他尖锐的目光，发现了俄罗斯社会中那些具有民族传统性格特征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特征的出色的写实描写使他的人物在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的基础上达到了象征的高度。
无所事事、只知追女孩子的齐洛夫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在新的时代里继承了奥勃洛摩夫性格的有着俄罗斯文学的深厚传统的新形象。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是一个俄罗斯旧贵族的后代在新的时代里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只剩下吃喝和睡觉这两种能力的多余的人的典型。与齐洛夫不一样，奥勃洛摩夫懒到了连和女友约会也打不起精神。起先他以为爱情能够挽求他不再睡觉了，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对爱情，对奥尔迦失去了热情。他三十多岁就开始发胖了，后来终于中了风，放了血，他有五十多双不洗的臭袜子，他去城里想要回不再租房子的租金，没有见到男主人，和男主人的妹妹又说不清楚，当他回身往家走时，看见男主人回来了，但是他已经懒得再回身去和他讲这一件事，就这样走了。他热爱过的女友奥尔迦最后嫁给了他的好友希托尔兹，而奥勃洛摩夫就着近便，娶了自己的女房东，在昏睡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奥勃洛摩夫说起自己的懒惰，眼里也曾充满泪水，他为自己精辟地总结道：这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任何事都无法引起奥勃洛摩夫的兴趣，只有睡觉和吃喝时他充满着热情。而到了万比洛夫笔下的齐洛夫那里，吃喝以外加上了追女孩子。但是那些追逐并不是爱情，甚至伊林娜最后也难逃齐洛夫酒后的恶骂。齐洛夫没有真情，在齐洛夫那里，性和吃、喝一样，不需要再从中寻找精神的内涵，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本能。齐洛夫无修止地追逐女性，他在爱情也在无修止的异性追逐中彻底死亡。

这就象冈察洛夫的作品向我们揭示的：奥勃洛摩夫性格毁灭了奥勃洛摩夫。

列宁曾说：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是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只要看一看在各种委员会里人们怎样工作，就知道老奥勃洛摩夫仍然还在。但是齐洛夫又不是简单的奥勃洛摩夫形象的翻版，而是有些社会时代特征的新的典型，是奥勃洛摩夫在新时代的变种。齐洛夫没有信仰，不信主义也不信上帝。他还是一个不肖子孙，他拿着老父亲报知生病的来信嘲笑父亲，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老一套，说自己要死了，可一等到你回去了，在大家的看望和关注下，他又可以起来了，甚至又可以喝沃特卡了。万比洛夫并不认为齐洛夫单位里工作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对于齐洛夫来说，打猎才具有真正的典型意义。但是在齐洛夫那里，打猎是永远实现不了行动。喜欢打野鸭的齐洛夫是一个永远也打不了野鸭的人。这一点才是这个人物身上流淌着的真正的奥勃洛摩夫性格的血液。

和俄罗斯许多经典作家一样，爱情是万比洛夫不断描写的主题。万比洛夫的几部作品都是以青年为主要人物，也都要写到他们的爱情，并在他们的爱情描写中完成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六月的离别》中的有柯列索夫与塔尼亚的爱情；《长子》中有布西金与尼娜的爱情；《打野鸭》中有齐洛夫与加林娜、伊林娜的爱情；《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中有特列奇雅柯夫与阿斯塔芙耶娃的爱情；还有就是《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莎曼诺夫与瓦莲京娜的爱情。万比洛夫不仅描写爱情，他也相信爱情。《六月的离别》中的柯列索夫在塔尼亚爱情面前终于道出了全部实情；《长子》中的布西金面对尼娜的爱情承认了自己并不这一家的长子；《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中的特列奇雅柯夫面对牛奶场场阿斯塔芙耶娃不断流露出的真情，没有搭上开向城里的汽车；既使是最没有心肝的齐洛夫，在妻子提出要离开他时也流露出了平时少见的真情，在见到伊莲娜如此真诚的对待自己初次面的男友，要求为自己的迟到登一条道歉的广告时，内心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振憾，说这是和所有女孩都有不一样的好女孩子；而在《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中莎曼诺夫面对瓦莲京娜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爱情，而且明确地结束了和卡士金娜的暧昧关系，开始追求瓦莲京娜，最后终于重新返回了必须要和充满了欺诈、谎言的上流社会进行斗争的工作岗位。万比洛夫相信男女青年纯真的爱情，而且相信爱情具有使人变得高尚的力量。俄罗斯作家反复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今天的姑娘就是明天的妈妈，而妈妈在俄罗斯的作家的作品中永远是神圣的。在《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中瓦莲京娜也正是做到了妈妈赫罗希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阻止帕士卡与沙曼诺夫之间的血腥决斗。

万比洛夫更喜欢乡村。他的那些更可爱的、寄托着作家理想的人物常常是来自乡村。而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人也常常是在乡村中思考他们生活的意义，直到重新回到城市生活中去。作家对于乡村的偏爱某种意义上寄托了他对于纯洁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或许还有更多的意义。

青年，常常是万比洛夫剧中的主角。万比洛夫笔下不少有着道德缺憾的青年，并不是社会中的栋梁，而是走向真正的生活之前大学生，或是刚刚走向生活实际又没有真正懂得生活的严酷的年轻人。万比洛夫虽然毫无掩饰布西金、柯列索夫等人的道德缺陷，但是他们在剧中也都因自己的道德缺憾付出了代价、或是引起道德与良心的反思，在剧作的结尾，他们往往经历了进入真实人生之前最深入的良心与道德思索，在人生的危机过后，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成为了新的人。在《六月的离别》的结尾，柯列索夫不仅认识了校长列普尼柯夫，认识了卓洛图耶夫、想要行贿可就是不成功的人，也真正认识了校长的女儿塔尼亚对于爱情的态度——爱情是不可以用作任何交换的。《长子》中的布西金从撒谎、胡闹开始，到了结尾不仅体验了他与尼娜的相互吸引以至于发展到爱恋，而且了认识了萨拉法诺夫艰难的一生，认识了实际上并不浪漫的社会与人生。

万比洛夫笔下年轻的主人公们在走向生活的途中，常常经受良心、道德等问题思考的折磨，有一些人物在这种思索过后找到了生活的更这真实的意义。因此我们说万比洛夫不仅相信爱情，而且对于青年——也就是对于俄罗斯的未来也同样寄托着深切的希望。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加美好，这是万比洛夫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最基本的感情。

……

年轻的导演们，未来的导演们，咱们要以作者的作品为基础创造舞台艺术，要在他的话的基础上说自己的话，这就需要更多地了解他。列斯里说，要不断地读这个作家的作品，读到有时候恍忽之中以为这个作家就是我自己，你就可以导演这个作家的作品了。年轻的朋友们，我承认我从来也没有读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为了读到这个境界努力过，而且还在努力。